杨德昌

杨德昌（英文名Edward Yang），1947年11月6日出生于上海，2007年6月29日于洛杉矶比华利山寓所逝世（当地时间） 。台湾著名导演、编剧。杨德昌擅长将西方电影观念与中国传统电影美学相结合，他的作品注重人性层面的理性剖析，富有思辨色彩又不失哲理的锋芒，题材偏重于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家庭生活的描述。

杨德昌的电影作品主要描写台北城市生活，与侯孝贤的乡土情怀形成鲜明对比。
姓名： 杨德昌 
英文名： Edward Yang 
出生日：  1947年11月6日 
出生地： 中国上海 
逝世日：  2007年6月29日（60岁） 
逝世地：  美国好莱坞比弗利山 
国家/地区：   中国台湾 
职业：  导演    编剧 

杨德昌 - 个人概述

早年生涯（1947年-1970年）
 
2000年杨德昌的漫画自画像1947年杨德昌出生在上海，祖籍广东梅县人。1949年2月，一岁多的杨德昌随父母迁台，自此成长在台北。小学时候的杨德昌功课并不大太好，和老师关系冷淡。1959年杨德昌考上建国中学初中夜间部，次年插班入日间部。在60年代初的台湾，杨德昌度过了他略显孤寂的少年时代（可参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直到高中才有所转变。1962年杨德昌又考上建国中学高中部，因军乐队进行曲而接触到歌剧《阿依达》，古典音乐中的情绪、组织结构、节奏等，影响了他日后对编剧的写作。

受哥哥的影响，杨德昌自小酷爱漫画，经常在墙壁上涂鸦乱画。他接触的漫画从本省漫画家到手冢冶虫的日本漫画系列，并尝试自己编画，中学时他自编自画的漫画故事已经在班上传阅。可以说，杨德昌深受手冢冶虫漫画作品中对于人性光辉的信念，以及悲剧结局中对人性肯定的影响。

1965年，通过大学联考，杨德昌以班上第45名的成绩（全班只有53人）考上了位于台湾新竹的国立交通大学，后来成为杰出校友的他就读于控制工程系并于1969年毕业。

小时候的杨德昌也随父亲去看电影，喜欢尤敏、丁皓，迷过国语片，但后来失望，外语片方面则是《乱世忠魂》。杨德昌对于电影的兴趣属于逐渐浓厚增强，从小时候看的《血战勇士堡》，到中学时喜欢大卫·里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日瓦格医生》和《汤姆·琼斯》，直到后来喜欢上、并且看了很多遍后才终于明白的费里尼《八又二分之一》。

赴美求学（1970年-1980年）

大学时候的杨德昌，虽然本专业是电子工程，但他受国文老师所教授的诸子百家影响，其中管子之言“能者作智，愚者守焉”激起他的创作意识，年轻的他迫切想要出去台湾以外的地方闯荡、出国接触西方思潮，于是还没毕业时的杨德昌即主动提出希望出国体验外面的世界。

1970年杨德昌赴美，从佛罗里达大学（niversity of Florida，简称UFL）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系硕士毕业后，就前往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简称USC）学习电影课程。

杨德昌后来以电脑工程师身份往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简称UW)从事计算机微处理器与软件设计，并在那里工作了7年。在西雅图，杨德昌从德国新电影得到很大启示――尤其德国新电影四杰之一赫尔佐格的《阿基尔，上帝的愤怒》，因为他证明精彩的电影可以一个人做而不必倚赖巨大投资，或者更直观的说让杨德昌明白了电影原来可以这样拍。

回台从影（1980年-1982年）

1981年春天杨德昌回台，在詹宏志策划监制、余为彦执导的《1905年的冬天》中担当编剧、制片助理和演员。而从《1905年的冬天》里，亦可隐隐窥见杨德昌在编剧上强烈的社会触角和人物在特定社会背境中的兴趣，影片入围了当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

开始正式从事电影工作之前的杨德昌后来在张艾嘉策划推动的电视连续剧《11个女人》中任导演，杨德昌在执导的上、下集《浮萍》中探索情感，形式相当平稳，在十一集中有相当不错的评价。

初露锋芒

1982年由台湾中央电影公司陶德辰策划，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四人合作拍摄了四段式影片《光阴的故事》。影片用四段人生不同阶段的故事来表现人际关系与男女关系的演变、人的成长和台湾30年来社会形态的变迁，由此突破了台湾70年代以来政策军教片和琼瑶爱情剧以及古龙武侠篇占据电影市场的局面，开创关注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充满情趣的实验电影时代。因此《光阴的故事》被称作台湾新电影的开山之作，以新人身份参与拍摄的杨德昌凭借第二段《指望》一鸣惊人，自此杨德昌也走上了台湾新电影的舞台。

1983年的《海滩的一天》，杨德昌兼任导演和编剧，通过两个女人（分别由张艾嘉与胡因梦饰演）的一场对话，交代出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整个台湾社会的面貌，在欧洲片的外观中流露出中国式的感情，用精密细致的手法具体概括了当时台湾中产阶级的整个人际关系面貌，对爱情、婚姻、亲情、事业、人生等各方面都做了相当深刻的探讨，复杂的结构方法（三个时空的穿插）和开放式的结局（没有道破海滩的秘密）都是台湾电影前所未有的创举，也奠定了杨德昌日后作品的基调。影片的创作阵容蔚为壮观，包括有第一批崭露头角的新电影导演（除张毅）和大量的推动者。

关注台北
 
1985年由侯孝贤和蔡琴担任男女主角的《青梅竹马》，作为台湾新电影代表作之一的影片表现了杨德昌对台北社会生活、都市文化的个人观察，《青梅竹马》获得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家协会奖。杨德昌对于现代台北的独特关注，始自《青梅竹马》，之后关注台北的都市生活和城市文化也成了杨德昌作品的一个明显特征，自此杨德昌的视线就完全集中在现下的台北（《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60年代除外）。

1986年的作品《恐怖份子》第一次确立了杨德昌日后作品惊人的群像风格，人物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且再次放出开放式结局。

共同理想

随着票房上的失败，舆论界对台湾新电影支持的热情也逐渐冷却了，壁垒分明的意识形态之争，已使舆论界最初一致拥护台湾新电影的立场严重分裂。1986年11月6日（杨德昌的生日），在台北第二区济南路69号屋（屋主正是杨德昌本人），杨德昌、侯孝贤、陈国富、赖声川、吴念真、焦雄屏等54名台湾青年电影人签订了“台湾电影宣言”。

1987年由于《恐怖份子》获得许多国际影展奖项，获得了台湾新闻局的颁奖，同时中影还颁奖给柯一正与杨德昌，表彰其成就并决定多鼓励新锐导演拍片。

1989年8月8日杨德昌成立“杨德昌电影”独立制片公司，开始独立独自电影创作工作，出品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公司增设剧场部门并改名为“原子电影与剧场”，前后推出了舞台剧《如果》（1992）及《成长季节》（1993）。

牯岭街头

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它是杨德昌集十年大成的经典之作，长达4个小时的本片同时也是各类最佳华语片排行榜上的常客。杨德昌用自己稳健的影像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灯光昏黄的台北夜市，影片结构严谨、细节生动，有着庞杂但是清晰的人物关系、繁芜但不凌乱的叙事编排。

杨德昌和张艾嘉在一起杨德昌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案件，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甚至小明自己都是凶手。”影片以杨德昌中学时发生在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Taipei Municipal Chien-Kuo Senior High School）夜校生的一起少年情杀事件为题材。影片中的校园部分都在建国中学取景，重现数十年前的压抑封闭，突出凝重的时代感。

独立时代

杨德昌说，从文化角度审思，儒家文化并不鼓励创新，于是中国人不擅长找答案，而通常是等别人告诉我们答案。

1994年参赛戛纳电影节的《独立时代》，它是一部充满大量台词和众多人物的影片，人物道德界限分明，甚至故意让影片显得夸张，正而凸现着影片中多数人的“做作”。杨德昌所尝试的是采用舞台剧场出身的演员来参与拍摄（几乎用尽了当时台湾所有的剧场演员），这其中比如陈湘琪，所以有人批评说本片更像是一出喋喋不休的广播剧。

1994年台湾电影资料馆举办“杨德昌专题影展”，这一年杨德昌获邀担任都灵电影节评审。

1996年的《麻将》，本片依然是有杨德昌作品固定演员阵容出演，包括张国柱和张震父子、王启赞，此外又加入了唐从圣和吴念真等人。然而《麻将》这样一部精采而又与台湾社会息息相关的电影依然沦落到只能在四家戏院上映，然后才几天就迅雷不及掩耳地下片的地步，也因此引发杨德昌极度不满。虽然隔周再度上片，但是杨至此对岛内的电影环境恶劣已经心灰意冷。

1997年底，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中心（即Gene Siskel Film Center的前身）举办了“杨德昌回顾展”。1998年，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分别举办了杨德昌回顾展。1999年威尼斯电影节举办首届亚洲电影节，其中有一个环节便是“杨德昌回顾展”。

戛纳载誉

2000年的《一一》被法国媒体形容为杨德昌把“生命的诗篇”透过电影传颂吟唱，在叙述一则简单的家庭故事时，真正触摸到“情感的精髓”，以四两拨千金的娴熟技巧交待了少女心事、童年困惑、事业危机、家庭纠纷，以及对宗教的慨叹和对时事的讽刺。

 2000年杨德昌在戛纳电影节终获肯定《一一》获得当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殊荣，人们认为那只是国际电影节对于台湾新电影主将之一杨德昌迟来的肯定。

七年一剑

2000年《一一》之后的杨德昌把精力投入到了动画片《追风》的筹备上面，武侠动画《追风》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一千年前的开封，以成龙为人物原型。很多忠实影迷对于杨德昌这次题材风格的锐变感到不适和不解，但如果从杨德昌自小经历分析这并不是件突兀的事情。而杨德昌则表示：开封是那个时代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用现在的角度来看，他所谈的依然是“都市”。

最后时日

在2000年5月杨德昌获得戛纳最佳导演奖后，即被诊断出零期的大肠癌，7月决定开刀，9月儿子出生。2001年5月当戛纳评审之际决定拍剧情动画片，2001年底与工研院友人合创动画电影公司，2002年与成龙宣布合作功夫片《追风》。

2003年发现大肠癌移转至肝脏，决定由杜克大学刚回台的外科好手先化疗再动刀切除。2004年肝脏的大肠癌肿瘤又现，同时侦测转移到肺叶，2005年抱病到戛纳电影节担任短片单元评审团主席，回台后与动画公司投资方拆伙，决定停拍《追风》，与家人赴美以最新药物治疗。

 2006年癌细胞扩散到骨头，与好友张毅积极激荡全新动画电影，每日放射治疗与编剧作画并进不懈。2007年癌细胞扩散至脑，3次开脑手术后癌细胞仍由骨头蔓延，每日作息痛苦，仍随时执笔构思新片《小朋友》分镜草稿。6月初与张毅和杨惠珊在洛杉矶家中落实电影大纲，6月25日开始略显昏迷，6月29日辞世，留下一子一女。7月11日，遗体在洛杉矶西木墓地安葬。

杨德昌 - 儒者的困惑

杨德昌《海滩的一天》位列1983年台湾电影票房收入的倒数第一（总共有100多部）。《青梅竹马》在1985年的台湾创造了四天下片记录，票房收入不过区区几十万。1986年，他的《恐怖分子》更令片商头痛，片商在电影海报上打出了“枪战、黑帮、警匪片”字样以吸引观众。

与金马奖
尽管1986年的《恐怖份子》和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作为台湾新电影旗帜人物的杨德昌却从未拿过最佳导演。杨德昌与金马奖的不和也是台湾新电影与金马奖恩怨史的一部分。

进入90年代后金马奖电影评鉴机制不断打压新电影，加上新电影的“国际影展路线”更加稳固，杨德昌终于下定决心放弃金马奖。1996年《麻将》中途退出金马奖（尽管后来王启赞还是凭此获得最佳男配角），当时的杨德昌并未表明态度，但在事实上，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金马奖。

2000年杨德昌决然拒绝参加衰弱得奄奄一息的金马奖，而之前他凭《一一》刚在戛纳电影节上拿下了最佳导演奖（《一一》也从未在台湾公映）。在杨德昌去世后，作为主席的焦雄屏表示2007年金马奖将考虑颁发终身成就奖以及设置特别环节向这位疏远过的导演致敬——但是令人不免感叹为何这些极具意义的行动总要等到来不及之后才会出现。

杨的婚姻

在早年的感情生活里，杨德昌常被女生认为不实际，活在电影里，活在幻想世界里。

杨德昌与著名女歌手蔡琴的婚姻广为人知，不仅仅因为结合产生的“文化符号”意味以及二人的知名度，还在于这是一段日后被曝的“无性婚姻”。他们一度合拍电视广告，为洗衣粉代言，配合默契并且看似幸福，然而这段以浪漫甜蜜开始的幸福并没有能持续多久。相较之下，之后杨德昌和彭铠立的婚姻就非常低调，大概也有饱受外人指责非议的缘故——无论如何蔡琴的支持者都不会少于杨德昌。

蔡琴

1984年，在拍摄《青梅竹马》时杨德昌结识了民歌歌手蔡琴，当时影片的男主角是侯孝贤，而女主角正是蔡琴。1985年5月，据说是在杨德昌热烈的追求下，他与蔡琴走进了婚姻殿堂。之后近十年间，也就是1985年到1995年，细心的影迷很容易在杨德昌作品里发现蔡琴的影子，从《恐怖分子》结尾的歌声到《独立时代》的美工，可以说蔡琴为了丈夫的事业倾其能力，无私付出。

1995年8月5日，蔡琴和杨德昌结束了10年的婚姻，后来爆出二人无性婚姻的事实，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杨德昌对这段婚姻的结论是“10年感情，一片空白”（但并不是指十年均“无性”）。而蔡琴则答：“我不觉得是一片空白，我有全部的付出。”

彭铠立

1995年，杨德昌和蔡琴摊牌，以第三者身份出现的钢琴家彭铠立走进了人们视线。一次关于巴赫的话题让杨彭两人产生了情感火花，同喜欢古典音乐的二人很快走到了一起。在音乐之外，彭铠立喜欢的电影导演则是伍迪·艾伦。

2000年，杨德昌和彭铠立的儿子出生，作为古典音乐迷的彭铠立在电影《一一》中，也给丈夫在电影音乐方面提供了不少帮助，譬如影片中的钢琴曲目多数出自她手，而类似角色似乎正是之前蔡琴所默默承担的。在纽约一个座谈会上，被问及私生活时，杨德昌表示：要维持一段长久的婚姻很不容易，他不反对婚姻制度，不过维持婚姻也要靠运气，他觉得自己运气很好，也很爱他的妻子。

2001年，杨德昌和彭铠立把事业开拓进了网络领域，经营动画的miluku.com（铠甲娱乐）网站于10月24日成立，此举令台湾网络界大为震惊。2005年，杨德昌携彭铠立出现在了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杨德昌担任电影节“短片和电影计划基金”的评委会主席。

动画片

在患上癌症之后，杨德昌突然对小时候迷恋的漫画产生了巨大兴趣，先是《追风》梦，在《追风》计划流产后，杨德昌生前的最后创作是一部叫《小朋友》的动画草稿，描述小女孩与獒犬的情感，其实象征他对生命的依依不捨。缘于从小爱狗的杨德昌，去上海看到杨惠珊创作的獒犬琉璃艺品，萌生创作灵感，藉一位10岁的小女孩，和初生不久的獒犬成好友，狗的年纪比人类长得快，当小女孩变成女孩时，獒犬已垂垂老去，甚至被迫面对生离死别。

《小朋友》是生命历程，更可视为杨德昌对人生投注的最后一瞥，小女孩与獒犬，其实是他、他的太太、小孩等深爱人物关係的缩影，时间与空间的移转，生命与情感的缘起缘灭，可惜杨德昌只画到第9稿，就去世了。

杨德昌 - 作品年表

1981年，春天参与《一九O五年的冬天》拍摄，任编剧及演员；秋天拍摄电视单元剧《十一个女人》中的《浮萍》；

1982年，《指望》（《光阴的故事》第二段）35mm∕彩色∕中影公司；导演、编剧：杨德昌 摄影：陈嘉谟 剪接：廖庆松 录音：杜笃之

1983年 《海滩的一天》 35mm∕彩色∕中影，邵氏∕167分钟；导演：杨德昌 编剧：吴念真、杨德昌 摄影：杜可风、张惠恭 剪接：廖庆松

1985年 《青梅竹马》 35mm∕彩色∕万年青影业∕105分钟；导演：杨德昌 编剧：杨德昌、朱天文、侯孝贤 摄影：杨渭汉；剪接：王其洋、宋泛辰 灯光：王志康 音乐：杨德昌 录音：杜笃之

1986年《恐怖分子》 35mm∕彩色∕中影公司∕109分钟；导演：杨德昌 编剧：小野、杨德昌 摄影：张展 剪接：廖庆松 录音：杜笃之

1991年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35mm∕彩色∕中影公司及杨德昌电影公司∕240分钟；监制：詹宏志 制片：余为彦 导演：杨德昌 编剧：杨德昌、阎鸿亚、杨顺清、赖铬堂；摄影：张惠恭 剪接：陈博文 美术：余为彦、杨德昌 音乐：詹鸿达 录音：杜笃之、杨静安

1994年 《独立时代》 35mm∕彩色∕杨德昌电影公司∕127分钟；监制：詹宏志 制片：余为彦 导演∕编剧：杨德昌；摄影：黄岳泰、张展、李龙禹、洪秀武 成音：杜笃之；剪接：陈博文 音乐：李达涛 美术：蔡琴、杨德昌、关传雍、姚瑞中

1996年《麻将》 35mm∕彩色∕原子∕121 分钟；监制： 余为彦 编剧： 杨德昌 导演： 杨德昌

2000年 《一一》35mm∕彩色∕台湾、日本；编剧、导演：杨德昌 摄影：杨渭汉 制片：余为彦；音乐：彭恺立 录音：杜笃之 剪辑：陈博文

杨德昌 - 荣誉

1981年 《一九零五年的冬天》
1981年 《浮萍》（《十一个女人》电视单元剧）
1982年 《指望》(《光阴的故事》第二段)
1983年 《海滩的一天》
1985年 金马奖最佳作品、最佳编剧提名、美国休斯敦国际影展评审团推荐金牌奖、第二十八届亚太电影展最佳摄影奖
1985年 《青梅竹马》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家协会奖
1986年《恐怖份子》第二十三届台湾金马奖最佳作品奖和第四十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国际影评人奖和英国电影协会最具创意和想象力奖、第三十二届亚太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1991年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第十三届南特三大洲最佳导演奖、第二十八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最佳编剧奖、第三十六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第三十八届《电影旬报》电影奖最佳外国导演奖、第四届《中时晚报》电影奖商业映演类评审团大奖、第四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1992年新加坡国际早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1992年《如果》 （舞台剧）
1993年《成长季节》 （舞台剧）
1994年 《独立时代》第三十一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和最佳导演、最佳作品提名，被评为1994台湾十大华语片之一。
1996年 《麻将》1996年柏林电影节特别推广奖及1996年新加坡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2000年 《一一》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波士顿影评人协会次佳外语片，次佳影片，次佳导演。

杨德昌 - 一一道来

在蔡琴之前，杨德昌在美国时还有一段婚姻，不过外人不好打探，只知道大概是对方不支持杨德昌回台拍电影，为此而分手，杨德昌完成处女作剧情长片时是36岁。
参考台湾新电影运动推动者之一詹宏志的说法，1981年杨德昌刚从美国回台，二人因《1905年的冬天》一片而相识，当时的杨德昌两手空空还未拍任何电影，只是个无名小卒，但提到赫尔佐格说完“哇操”之后就激动得难以为继，对电影如此真挚的情感恐怕也是他后来走上成功之路的一大原因。
胡因梦回忆形容自己演出的几十部电影为“哭笑不得”，认为称得上佳作的只有杨德昌《海滩的一天》。她说有次剧组在中影看毛片时，侯孝贤正在剪《风柜来的人》，杨德昌看到侯孝贤所采用的超级长拍镜头画面禁不住兴奋大喊：你敢这样搞啊！那我也要这样搞啊！胡因梦对杨德昌这种大胆忠于自己所流露的快意钦佩不已。
1986年杨德昌与侯孝贤、陈国富合拍了蔡琴的音乐录影带《成人游戏》，并与侯孝贤一同受邀至第14届西班牙马加拉皇家电影节。
张艺谋到台抽空去杨德昌的原子工作室拜访，二人开心不在话下。狭窄的工作室挤满人，杨德昌有点不好意思说：“地方太小了。”张艺谋心领神会接口说：“没事儿，比我在北京的地方大多了。”听得杨德昌笑瞇了眼。
杨德昌最欣赏的大陆导演是田壮壮。“我对田壮壮非常敬佩，他是一个能够掌握自己的人，他勇敢地抵抗权威让我倍受激励。”
当年杨德昌领着张震一票人在某家场地不大的戏院宣传《麻将》，他人到现场脸色就垮下来，痛批那时候猖獗的盗版，越辅越导的辅导金政策，吓得媒体退避三舍，后来人们才知道那是杨导从小到大对不平问题的反抗。
受彭铠立之托，张毅道出杨德昌的最后时光“杨导的身体被病魔折磨得越厉害，他越努力创作，直说‘我越画越兴奋’”，“6月25日，开始略显昏迷，仍紧握铅笔画簿，呈现的画已出现超现实的影象如众人抢搭火车之景……”
侯孝贤回想起当年新电影时期大家每天都在一起，共享着对电影创作的目标与热情，如今杨德昌的走，让他感觉那个时代好像真的已经过去了。他仍记得年轻时，大伙儿常在杨德昌父亲在济南路的日式老房子家中聚会，杨德昌有块黑板，上面总写满了各种对电影的想法，以及类似“梦工厂”那种未来打算为合作所取的名字，充满了对电影豪气万千的梦想。
吴念真说杨德昌应该是现在海峡两岸中，最具创意的一位导演。他称跟杨合作真是一场恶梦，却是个甜蜜的折磨。
李安难忘当年杨德昌的鼓励之情，盛赞杨德昌作品中的人文之情，他说“比起来，我还是比较属于为了拍电影而拍的，一头栽入电影世界当中，杨导则兼顾许多。”
陈国富说杨德昌是一个在电影创作上比较寂寞的人，生活中的他是一个永远在思考却苦于表达的人。此外陈国富还提及杨德昌招牌式的微笑，表面看上去是礼貌的、平静的，但是谁也不知道他的微笑背后在想些什么，可能背后酝酿的是他的尴尬，他的愤怒，这种微笑只是他面对世界的一种保护色。其实他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创作的速度，因为电影创作沟通很重要。
彭浩翔回忆说杨德昌影响自己最深的作品是在中学时候看到的《恐怖份子》，那种被压抑的感情，在看着片中把女主角照片放大的一幕，至今令他念念不忘，愿杨导可以在另一个世界继续追寻他的电影

杨德昌 - 回顾展与DVD

回顾展
杨德昌长期合作制片人余为彦表示，杨德昌的《独立时代》、《麻将》，版权都属於杨德昌工作室，《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1/4版权属于中影，3/4属于杨德昌工作室，版权都很清楚；《海滩的一天》由中影和龙祥投资，《一一》则是日本公司投资。

据透露目前没有相关单位与他洽谈重新发行影片、DVD，或办回顾展的事情，但商量如何筹办杨德昌的电影展演已经列入日程。

龙祥公司老板王应祥表示当年在张艾嘉和徐克力荐下，启用杨德昌执导《海滩的一天》，龙祥拥有发行权，不会乱上片或发光碟，一定会配合做有意义的回顾展演。握有《青梅竹马》版权的侯孝贤工作室表示，曾想过要发DVD，考虑觉得时机不对，但会支持配合举办杨德昌回顾展。中影公司发行部经理徐金珠表示，中影握有《光阴的故事》、《海滩的一天》、《恐怖份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片版权，过去老中影曾草率降价发行碟片，如今中影不会再贸然发片，但一定会配合电影资料馆等相关单位办杨德昌回顾展。

同时，包括金马奖、洛迦诺电影节、东京电影节、釜山电影节等都将举办回顾展纪念杨德昌，并颁发纪念奖项。第32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举办了名为“一一重现”的杨德昌作品回顾展，堪称重量级专题。

DVD
《一一》是目前最容易寻找的杨德昌作品，2006年标准公司曾发行过带有评论音轨的优秀版本，此外法、美、日、港等地都曾发行正版DVD，但在台湾从未上映。

《麻将》在市面上几已绝迹，但有翻拷的VCD、DVD贩卖，《独立时代》有见录影带、VCD，市面也有日二区DVD，电影资料馆有收藏拷贝但尚需取得公播版权，这两部影片质量一般。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完整版录影带几已在市面绝迹，国外网站上有卖从影碟转拷的DVD，但质量欠佳（所谓的LD版本也仅比录像带画质稍好），电影资料馆有收藏拷贝但尚需取得公播版权。

《海滩的一天》、《光阴的故事》、《恐怖分子》这三部在台湾曾发行DVD（VHS和VCD）、电影资料馆有收藏拷贝并有公播版权，后两部影片电影资料馆另有DVD可供寻找欣赏，这三部属于较难寻找之列，在港台地区却还算容易。

最难寻找的杨德昌作品是《青梅竹马》，目前电影资料馆有收藏拷贝但尚需取得公播版权，此片未发行过音像制品。。

杨德昌 - 评价

“我所认识的杨德昌导演，是一个从来不曾停止作梦的创作者。1981年他回台湾拍电影的时候，已经34岁，从那之后，他持续不断地拍了25年的电影，直到上个星期，都不曾放弃过这个梦想。杨德昌导演曾说过：“年轻是一种品质，而不是一种数量，一但拥有，就不是失去。”——2007年台北电影节张震致词 张艾嘉说：杨德昌是我们这一代数一数二最有才华的导演，当年他能放下在美国优厚的工作，回台湾拍电影，也不年轻，凭的就是比别人多的热情。他在外国求学、生活的背景与经验，让他对电影的观点，和一般在台湾电影成长的工作者很不一样。 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对于杨德昌去世感到无限惋惜，他觉得杨德昌：不仅拥有伟大艺术家的特质，他的电影更让亚洲电影，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尤其是他的杰出贡献。

独家评论：杨德昌病逝 大师级华人导演又少一位

2005年遇到侯孝贤导演时，闲谈中曾经问起杨德昌，侯孝贤说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自2000年《一一》之后，虽然也有美术电影方面的计划，但种种原因之下，还是一直没有新作问世。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独立时代》、《麻将》，杨德昌的个人产量非常低，与同是台湾“新电影”代表人物的侯孝贤相比，几乎只有他的一半。　

《一一》就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一次轮回，虽然有这样淡定、从容的作品作为一个导演一生的最后一部，也许已经臻于完美，不过作为一个不断在期待着的电影爱好者，听到杨德昌去世的消息，还是遗憾称得上“大师级”人物的华人导演，又少了一位。

1983年杨德昌的第一部长片《海滩的一天》算是真正揭开了台湾“新电影”的序幕，和侯孝贤的成长背景稍有不同，杨德昌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回到台湾，而且所学专业是电子机械类，几乎和电影没什么关系，进入电影界时已经超过了30岁。也因此，侯孝贤电影的主题离不开乡土文化在城市主流文化中的流失变迁，而杨德昌电影作品则对准现代都市人心的迷失以及都市架构所存在的问题，更倾向于知识分子的视角，并拥有一般知识分子所少有的愤怒。《独立时代》、《麻将》都像是杨德昌所发出的一声怒吼，具有华语电影非常少见的锋利和尖锐。

而长达四小时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更是华语电影史上不可忽略的史诗作品，也一锤定音定下了杨德昌在华语电影史上的位置。它的地位和侯孝贤1987年的《悲情城市》差不多，虽然《悲》片海外夺得大奖，但《牯岭街》一片的厚重、犀利、意味深长丝毫不逊于《悲》。杨德昌和侯孝贤虽然各自拍片风格不同，但在台湾导演中称得上是并驾齐驱的两位。侯孝贤近年仍频有作品，《最好的时光》、《红气球》等，可杨德昌《一一》之后已经六七年没有消息了。在《牯岭街》十年之后的《一一》，中年意味浓重，基本上很难让人相信这是拍过《牯岭街》的杨德昌拍出来的，因为他以往作品里最为明显的愤怒没有了，变得心平气和、大智大慧，每一个镜头都平淡无奇而意味深远，表达的都是平静的生活底下湍急的潜流，但仿佛，也有种要说的话都已在《一一》中说完了似的感觉。

台湾电影的不兴更早于香港电影，杨德昌、侯孝贤一辈的“新电影”代表人物的创作高峰已经过去，后继无人的感叹也非一日两日。杨德昌的去世仿佛又似一记警钟，敲在所有还关心台湾电影的人心上。　

宋子文：哀杨德昌 悼台湾电影

7月1日，满中国都沉浸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喜庆氛围里，大家都在谈论香港，热评香港电影，回顾着那早已不复的青春时代。可我却接到了不幸的讯息，一个跟香港无任何瓜葛的噩耗。台湾电影折了一面大旗，华语影坛告别了杨德昌，悄无声息地送走了一位大师。

这是黑色的一个月，侯耀文与杨德昌的先后促死，让整个2007年都沾染了一点悲悯。巧合的是，两人都是1948年生人，现年都59岁。他们就象是在跨着人生的某道坎，挣扎许久，也终没能熬得过去。好在侯耀文老师尚有千千万万人哀悼祭奠，可死在大洋彼岸的杨德昌却无人关注，无人所知。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又在华语影坛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想来，已无人再去回溯那二十多年前台湾电影界的新浪潮，回顾他与他们的光辉岁月，体会他那有别于流行娱乐的不二光荣。1982年，他参与创作的《光阴的故事》崛起电影界；1983年，他执导的《海滩的一天》走向海外，开始令华语电影被世界电影家族所熟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赋予了“斗士”的身份。

他的电影永远富有话题性与争议性，八十年代，他创作的《青梅竹马》与《恐怖分子》都没能在台湾本地获得青睐，甚至还被批为搞垮票房，遭遇冷遇。但是他没有在现实的困境里低头，即便是借贷抵押房产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于九十年代初在一片怀疑的声音中推出了自己的力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是华语电影的一次不小的革命，他不仅以写实的风格赐予了电影以批判的力量，更以其深邃的人性力量，打动了世人。“牯岭街”故事蔓延到了内地，一样在青少年阶层中产生不消的影响，至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仍旧被作为影迷追溯的议题，是华语电影一个时代的特别佐证。

杨德昌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大师，这早已被公认，已无须再用任何数据或纪录加以证明。在1999年，他以《一一》获取美国电影金球奖的时候，他仍谦恭地称自己为“一个在黑暗中摸索门路的匠人”，一个“仍坚持在城市里战斗的兵”。台湾电影没落，他身受其累，并无能为力。他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再做纯粹的台湾电影，那已是个不现实的奢望，是一个梦。

在我创作《台湾电影三十年》时，杨德昌给予了我很多有益的意见，并一度帮助审悦文稿并给予斧正。他说，我与他一样，几乎是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年代做着没有意义的事，是纯粹的理想主义。随后，他拒绝了我邀请他为新书作序的请求，他说，他可以为这份“耻辱簿”出工出力出意见，却并不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的名。

我能感受到他的决绝，那就象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破灭之后，那身心常常爆发着的愧疚与苦痛。杨德昌时时以罪人自居，可他仍旧是台湾乃至华语电影的希望所在。他的离去，带走的只是一个未果的夙愿，可却留下来了一种击不溃、打不垮的电影精神。那将陪伴着所有的电影爱好者去监守信念监守理想，在残缺的历史扉页上书写下自己的使命。

今天的夜晚，天空上会铺满回归庆典的烟花，让人去重温那十年前关于香港的美好记忆，共享欢喜。可我，却再也无兴致，无法再为这特别的日子付出内心的愉悦。我会与台湾影人共同记住这个日子，用热泪与祈祷送别那段有关于台湾电影的记忆。

别了！杨德昌！在天堂你不会孤独，那里有鲜花、有电影，还有一个有关于台湾仍未曾开启的未来之梦。

影评：像杨德昌那样诚恳 是一个真正的文人

其实知道杨德昌之前，你不必知道冠在他名字前面的那些像帽子一样的定语：台湾四大天王级导演之一，戛纳最佳导演……你只需要把影碟放进影碟机，按下play键（别告诉我你会在电影院里看到杨德昌的电影，那会让我很嫉妒）。就像他自己说过的：“想了解我就去看我的电影。”

杨德昌的8部电影，我只看了4部，但已足够令我对他满怀敬爱。

这4部都是杨德昌近期拍的，《恐怖分子》，1986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独立时代》，1994年；《麻将》，1996年。

在每一部电影里看到的杨德昌都完全不同。有时，他是一个沉着冷静地观察者，站在都市的上空俯瞰芸芸众生，镜头像手术刀一样锋利；有时，他是一个在黑暗中静默的大师，令人敬畏，而黑暗中传来的呼吸却是温暖乃至灼热；有时，他又像一个沉不住气的父亲，迫切而忧伤，管他什么艺术不艺术，他希望做的只是一个热诚的传教士，要把他对世界的理想和愤满告诉迷途的羔羊；有时，他像一个不合时宜的文人（现在这个词已经快成反义词了），急着把想要说的话倾倒出来，喋喋不休，挺酸挺可爱，不过最终，这个你觉得挺酸的人必然会征服你。

他不断地改变，“在每一部作品里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情”。然而不管杨德昌的每部电影有多么不同，所有的电影都像他本人一样诚恳。所有的镜像后面，是一如既往怀着愤怒、痛苦、忧虑和悲悯的灵魂。

杨德昌和五个词
都市

侯孝贤的悲歌永远在乡野的山峦上呜咽，而杨德昌一直踟躅于都市，沉默无语也罢，喋喋不休也罢，愤怒也罢，忧虑也罢，他只管让摄影机像手术刀一样在混乱的都市镌下灿烂的伤口。
杨德昌坦言对都市主题的兴趣，他说“在台湾渐渐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常常有人会感觉到现代社会是非常疏离的，我最近领悟到这样的感觉是和农业社会比较而来的。过去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友善。我不断思考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发展出早期农业社会这种人际关系，然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的，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我为什么会拍一些关于都市的电影，因为那已经是文明社会中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了。”
在自己的电影里，杨德昌像陀斯妥也夫斯基一样，把镜头以差不多相同的份量分配给所有的角色，没有谁的苦痛是不值得关怀的，没有谁的话语是可以不屑一顾的。主角配角的界线已经模糊了，或者说他们都是主角，或者说，由他们组成的都市才是真正的主角。
其实，杨德昌描述的都市只是一个地方，台北。

青春

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杨德昌已经四十多岁了。人到中年，他却用4个小时的长度重述了青春。
那是没有阳光的青春，尽管这部电影的英文名也叫做《A Brighter Summer Day》（这个名字让人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青春在黑暗中喘息，没有自恋，没有感伤，有的只是一个时代按下的黑红的印迹。
有人这样杨德昌关于“青春”的表达：他“在“青春”这个基石上构筑了一个可以俯视整个台湾的‘烽火台’，可以观望，守侯，戒备。芸芸众生都在眼底，无遮无掩，暴露无遗。”
德昌此后似乎再没有谈起过青春，1996年，在《麻将》里又出现了一群年轻人，却是一群在青春期就进入腐败的的人。

暴力

在鲜血迸溅或流淌的地方，杨德昌总是会让镜头停留一小会儿。
自杀者无言的头颅靠在水池边，血液停顿了一阵，终于走了出来，像水一样平常地淌进水池；捅向心爱的人的刀，一刀，两刀，一共结结实实的四刀；伴随着追问突然射出的枪，一枪，追问，再一枪，再追问，再一枪，一句比一句紧迫的追问。被枪击者痛苦的扭曲着，而霓虹灯光出奇得冷静，不因枪声改变闪烁变幻的频率……
杨德昌描述了一种冷静的暴力，这里绝没有自恋加嗜血杂交而成的“暴力美学”。没有血腥的残忍，有的是残酷，是痛心，是不忍，还有关怀。死去的人在平静的暴力中似乎获得了最终的表达。
怀着惊人的耐力，杨德昌一格一格地，精确地描摹着我们正在经历的都市噩梦--崩溃正在一点一滴地发生，而死亡带着尖锐的痛苦一寸寸地沿着你的神经抵达。

说教

艺术是拒绝说教的。而杨德昌却从不放弃在他的电影中说话。他耐心地说，他激烈地说，他絮絮地说，以致于常常有人批评他在电影中（主要是进入90年代的作品）的说教倾向。
而我更愿意把他看做一个热忱的传教士，在孜孜不倦地传送危言与福音。每当在电影里看到杨德昌开始他的“传教”，我似乎都能看得到他眼里饱含的热泪。这个人目睹了世界的真相，领悟了天空沉默的心事。对于置身于危机之中而毫无觉察的人们，他有多少悲悯？也许没有人愿意听，可是这个天真的人，这个守候真相的人，怎么能忍着不说？
杨德昌不停的言语令人想到陀斯妥也夫斯基，后者的小说如果没有了整段整段的独白，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席卷人类心灵的力量。杨德昌如果在他的那些说教倾向的电影里保持沉默，我也许仍然会心生敬畏，然而我可能不会如此被他所吸引。
不是所有的说教都没有力量，如果传教者洞见真相，足够真诚。

文人

主要是在《独立时代》里，杨德昌显得像一个文人。我在前面提起过，“文人”这个词现在快成反义词了。尤其在这个张扬个性飘一代酷一代狂一代的时代，一个人总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真善美，关心人类命运，显得多么不合适宜多么虚伪。这个人，大家就把他叫做“文人”。
但杨德昌在《独立时代》却让一个酸文人用酸溜溜的国语讲了个孔子复生的故事。复生的孔子广受欢迎，然而每个人都认为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假装的。然而其实语言是一个陷阱，所有的词语都面临着清洗的任务，为什么因为别人不相信自己而怀疑自己的真善美，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那才是最可悲的事。真、善、美，已经被说滥了，所以我们又开始说张扬个性，飘、酷、狂，但这样是否存在着人性中阴暗面被同时放大，真善美再次隐遁的危险？
福柯说：“近几年来，知识分子的‘名声’不佳：我认为可以在一个更确切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不怕别人笑话，我就是知识分子。”

杨德昌，是一个真正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