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文化的历史启迪与现代发展

１、城市文化解读

1.1历史的启示

　　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曾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对在1871年～1951年共80年间发表的各类文章进行了统计，发现对文化所下的定义达164种之多。可见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因而对其的认识众说纷纭。

　　查阅我国的《辞海》，对文化的解释也有两种。第一种解释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的生产能力及其产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第二种解释认为，文化“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我国学者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一书中提出：“文化乃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

　　从各种对文化的不同定义和研究的情况看，笔者认为作为社会现象而存在的文化有3个基本特征：①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东西，即通常说的：文化就是“人化”，是人类本质的对象化。②文化具有群体性，即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个人的行为。文化是历史积淀下来的被群体所共同遵循和认可的行为模式，是维系人与社会的存在关系的最本质的深层结构，是作为人的社会生存的类的本质的对象化。离开了人类所共同创造的文化，个人将陷入绝境。③文化具有历史承传性。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人类创造物的聚合体，每一代人既传承了历史积淀和遗存的物质、精神财富，又为后人的承传添加自己的创造物。在每一个时代生活的每一个个体和存在的每一种社会活动，都无可避免地会从文化模式的深层结构上受到历史所给定的生存方式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不管人们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必将面对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的生存挑战。鉴于以上对于文化的认识，笔者认为，作为存在于社会的人，对待文化应当有3个最基本的态度：①应当有所作为，有所创造；②应当在社会的框架下，发挥主体性的能动作用；③应当既植根于历史，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

1.2作为文化现象的城市

　　可以说，迄今为止，城市是人类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所创造的最大的文化聚合体。城市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它的文化特征。

(1)城市首先是人类长期文化创造活动的结晶。

　　城市是人类文化积淀的物质形态，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聚集了各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特质的承载体。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存在之物，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在于人能够在自然界留下其行为所造成的不可磨灭的印记，即人可以不断地创造出自然界原本没有的东西。人类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历史和文化遗产，而人类所创造的众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样式，几乎都可以在城市中找到。城市中的一切，就是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的体现，是人类现实性生存的对象物。城市的建设活动，是人类为改善生存状况，为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而进行的一种改造自然的创造性活动。城市的发展史，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文化发展史中最重要的篇章。城市在其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现象，也现实地反映出了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文化本身所存在的悖论。

(2)城市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

　　城市是人们各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载体。城市的建筑、道路、桥梁、公园、广场等各类空间，不仅是人们衣、食、住、行的生存空间，还是人们进行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活动的主要场所。自从城市产生以来，城市作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物质及精神财富密集的人类聚居地，其社会功能的演变已走过从以政治为主，到以经济为主，再到以文化为主的发展历程，城市的文化功能日益强化和凸显。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城市中的各类文化活动，就像“信息爆炸”一样产生了聚合和裂变，并且这种现象与日俱增。

　　尼葛洛庞帝在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说：“未来将是个终身创造、制造与表现的年代”，“人类的每一代人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那么，应当说，未来将是个全息文化的年代，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文化”。

(3)城市是文化的基因库。

　　城市不仅是每一代居民现实生活的场所，还担负着传承历史文化的功能。在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之间，生活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居民，相继建起了数百个城邦，完成了从氏族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渡。两河流域之所以能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与城市的出现和城市作为文化基因库对历史文化的传承的功劳分不开的。两河文明中的文字、宗教、文学、法律、科学和艺术等文明成果的传承和传播，对于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然而，曾在人类发展史上辉煌一时并发展到相当发达程度的玛雅文化，在公元9世纪由于遭到饥荒的威胁与战争的蹂躏，玛雅人的城市最终被遗弃，玛雅文化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10个世纪以后，一队迷路的旅行家偶然钻进茂密的荆棘林，才发现了玛雅人的宫殿和庙宇遗迹。而恰恰又是这些仅存的城市遗迹，使后人重新发现了玛雅文化。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城市在文明的起源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由于玛雅人至今没有建设起自己的城市，因此其文明的进程始终是如此的缓慢。由此可见，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是很重要的。同时，当代城市新文化的创造对于后人同样重要。城市文化不仅在于传承，还在于创造；城市文化不仅在于发现，还在于发展。毁坏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可耻的，迷失自己的现代文化方向是可悲的。

(4)城市代表着当代先进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式。

　　有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居民；同样，有什么样的居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城市。文化发展与环境密切相关，作为文化发展的环境既包括自然生态环境、时间与空间环境，又包括社会环境。

　　①世界文化的千差万别首先是与人们聚居的自然环境有关。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生活的人群，为了适应特定的环境，创造了具有某种特征的文化，而这种文化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又不断地发展变化。所谓“近山者仁，近水者智”，以采集、种植和放牧为生的内陆人群，在其特定的生活条件下发明了石器、农具和兽力车辆，并建起了房屋和营寨，过着刀耕火种或者游牧的生活，创造了所谓的大陆文化；而处于泽地、水边的人群则发明了舵、橹、桨、网，建造起码头和船屋，过着以捕涝为生的日子，创造了所谓的江河文化和海洋文化。

　　②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环境。1870年～1875年，德国的考古学家海因利希·斯莱曼在其认定为特洛伊城址的地方，共先后挖出了代表着不同文化的9个古代城市。施莱曼的发现表明，不同时期的城市遗迹反映了该时期由各种文化要素所复合构成的文化特征。这是文化的时间因素，可称为文化的时间环境。在时间与空间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可形成具有共同或相近的文化特征的文化群体和文化共同体，这一般被称为文化圈和文化区。文化圈和文化区明显地反映了文化特征上的空间环境因素。

　　③人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生存物，离开了具体的社会环境就无文化可言。宗族、民族、阶级、阶层等这些具有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心理素质的社会共同体，是文化的社会环境的最主要因素。不同的社会类型所维系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决定着属于这些社会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和生存样式。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出现了两种最基本的社会类型和社会文化形态，即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村落文化与城市文化。村落文化是人类由游牧、狩猎生活走向定居生活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村落文化第一次表现出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支配能力，人们已不仅仅是通过适应自然环境来达到生存目的，而是开始利用自然条件来创造自己的文化环境。村落文化是建立在以土地为基本关系之上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体现为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工具性活动为主的对自然资源的支配权。

　　城市文化是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加深而产生的，是一种比村落文化更为高级的文化形态。城市文化较之于村落文化，更大程度地采用了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更多地表现出人类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方面所创造出的文化环境。城市文化是建立在以产品交换为基本关系之上的生活方式，更多地体现为以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交往性活动为主的对文化的支配权。城市的文化模式体现了当代更为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种更为先进的生活方式。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我国进入全面的社会转型阶段，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转变。而向城市型社会的转变最根本的在于文化模式的转型，即由乡村文化模式向城市文化模式的转变，由自然的文化模式向自由、自觉的文化模式的转变。文化模式的转变既是社会转型的根本点，又是最大的难点，因为文化模式是社会共同体在共同的生活环境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是由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是反映该群体共同精神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文化模式涉及人们的深层次心理结构，涉及人的生存的深层次维度。文化模式的转变是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生存样式的根本转变，这是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最根本的意义。

２、关注城市文化的现代发展

2.1城市文化形态发展的简要回顾

　　在原始文明时代，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都处于发育的初期，人类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尚没有分离。作为人类避难场所的原始聚落，既是人类精神的庇护所，又是人类物质生活的聚居地。刚具雏形的早期城市和城邦所体现的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精神。原始文明时代，由神话、图腾、巫术等文化形态构成了物我不分的表象化、直觉化的文化模式。

　　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民众为生计所累，以生产意义为目的的精神文化生产完全掌握在极少数的统治者手中。古代城市的主体文化形态，是以官方文化为导向的，官方掌握文化生产的控制权，主导着文化的发展方向。

　　进入农业文明时期，随着物质财富的日渐增多，人类初步摆脱了求生的艰难困境，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日趋分离。城市在民族性、地方性和历史性方面的社会文化特征日趋明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追求还离不开以物质生产为主的生产和文化模式。在农业文明时代，由经验、常识、习俗、天然情感等构成了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

　　农业社会以后，物质生产有所剩余，一部分不为生计所累的人士有闲暇从事精神文化的生产，成为“知书达理”的精英分子。在中、近代城市的文化形态上，精英文化的影响日渐明显，逐渐成为官方文化的代言者，并成为主导文化发展方向的中心文化。

　　文艺复兴使人类的主体性精神得到觉醒。作为工业社会思想基础的人文主义，把人的主体性描述为“人性”，以对抗宗教的“神性”，奠定了人处于主宰地位的根基。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工业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形成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对分离的可靠基础，并由此带来了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独立、快速发展。工业文明时代所具有的是以科学、知识等为主要内涵的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

　　在工业化时代，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阶级走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心位置，他们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向往，对于自然的偏爱，对于个人价值的追求，使得现代城市文化走出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象牙塔，逐步走上了平民化、大众化、商业化之路，使城市的文化形态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势态。

2.2当代城市的消费文化现象

　　城市开始步入信息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城市文化的后现代现象也日趋明显。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使城市从工业中心、生产中心转变为文化中心和消费中心。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城市文化形态，将日趋呈现消费文化的特征。物质产品的丰富及商品生产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使得“选择”“时尚”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大众文化所遵循的就是追求时尚的原则。

　　法国社会学教授让·波特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1970年)一书中指出：“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消费已不再是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主要是对“符号”的消费，如“追风”“追星”和对“名牌”的消费等。这时，城市与城市文化也就成了消费的和消费文化的符号。

　　符号的作用是具有某种意义、传达信息，对符号的消费实质上是追求一种意义。因此，当今的城市文化所提倡的需求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这就是消费文化的特征。如果说，城市曾经首要的是生产及商品实现的场所，那么如今城市首要的是符号实现的场所。

　　从工业时代登上舞台的大众文化，在后工业时代已走到了舞台的中心，对城市文化形态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使得我们的城市正在变得“时尚”起来。现今城市政府进行城市建设的各项决策，是在“争创”诸如“花园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卫生城市”“优秀旅游城市”“国际花园城市”“最佳人居城市”等的名义下作出的，因为这些称号是“先进城市”和“现代化城市”的符号。于是相互攀比、“广场热”“草坪热”“雕塑热”“步行街热”“夜景工程热”等现象层出不穷，而大刮“欧陆风”“仿古风”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谓的大众文化，其实质是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大众化现象。以大众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必定出现文化的产业化，而组成这支产业大军的，是在城市中生活的每一个居民。他们热衷于以“体验经济”的方式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演唱会、选美大赛，观看时装展示会、好莱坞大片，在节假日时奔赴各种主题公园、博览会、交易会、狂欢节，或在购物中心闲逛。在朋友聚会闲聊时，大谈名牌汽车、高尔夫球赛、家庭装修和艺术品收藏。在这样的消费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过程中，他们品味着各自追求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目前在我国城市中流行的大众化的消费文化，是一种贴近生活的原生态的文化模式。它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即时消费为关切中心，以吃、喝、玩为基本内涵的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对“地位商品”的追逐成了时尚，在生活方式的风格化和自我意识的确定中，把生活方式变成一种包装生活的策划和对自己个性的展示与地位的感知的途径。后现代的城市消费文化现象，既是在文化转型中各种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的碰撞现象，又反映了我国城市居民面对基本生活方式改变的无所适从的躁动感。

３、规划师能做些什么

　　工业社会的到来，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使人成为技术和物质的奴隶，城市成了居住的机器。城市的异化，反映了人的异化。人们在似乎有自我意识的城市的不断扩张面前束手无策。

　　以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为代表的理想城市的文化模式，走出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精英文化之路。崇尚理性的规划师、建筑师成了指引城市居民走向理性生活的启蒙者和牧师，成了代替上帝为居民预设理想城市生活、为人类绘制未来理想蓝图的“神秘的钟表师”。然而，城市被机械地分割为不同的功能分区，规划师们以类似于外科大夫的眼光来看待城市，以结构主义来分析城市的构成，对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良，并以此解决城市的功能和空间的拓展问题。

　　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的现代城市规划，应用现代科学知识认识城市，在把城市分析、解剖为各个子系统的同时，用技术手段对城市的各个功能系统和空间结构进行整治、完善和建构，使现代城市的面貌有了巨大的改变。随着城市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的主体性意识再次觉醒。当今的人们已不满于少数精英分子为他们预设的通用型的生活模式，他们已开始追求和构筑自己的理想生活方式、个性化的生活。正如里斯曼所说：“今天最需求的，既不是机器，也不是财富，更不是作品，而是一种个性。”于是，以批判现代主义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所崇拜的理性主义的反叛、对权威的蔑视、对中心的解构、对多元化的提倡、对个性的张扬，表现出对人类理性主义的历史性反思。当然，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也给城市留下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断片。这就是当代城市规划应该从以精英文化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向以大众文化为依托的方向转化的背景。

　　城市并不是自然之物，城市也不是机器，城市是一个社会，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城市”。不同时代、阶层的人，在他们各自的文化模式的指导下，都会对城市生活具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城市建设与城市设施会有不同的需求。例如，“有车一族”与“步行族”“公车族”对城市的交通政策和道路建设的认同感就会有差异；“原住民”与“移民一族”会对当地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有不同的认同感；“贵族”与“平民族”对“名牌”符号的消费就有不同的态度。

　　当人们高举“以人为本”大旗的时候，是否想过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在经典的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教育下，人们是把城市作为一种抽象的“人”(自然人)，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社会人”的对象物，并常以自然的、科学技术的手段来解决社会科学的问题。因此，这样规划出来的城市就只能是一种“类象”的诸如“带状城市”“指状城市”“圈城式城市”“组团式城市”“星光放射式城市”的模式化城市，或以“邻里单位”和各功能分区拼装而成的模块城市。精英主义的规划，是以规划师和个人的价值尺度作为公共的尺度来绘制城市的未来蓝图。当这样的规划面对动态发展的社会和已趋多样化的价值取向时，往往不得不处于“墙上挂挂”的境遇了。

　　经典的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是一种精英文化，体现的是功能主义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观，采取的是封闭式的模式化主导手段，追求的是理想规划的终极蓝图。而这恰恰是与城市的大众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动态发展性相违背的。因此，公众参与，多学科、多价值观的合作与探索，连续过程的对话式引导，以及讲求实效的灵活性操作则是对理性主义的经典规划范式的一种修正。

　　城市是由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机构成的现实的人的对象物；城市规划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文化创造的问题，是生活方式的谋划问题。而文化的创造，涉及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3个方面，即物质财富的生产、社会秩序的生产和生存意义的生产。具体的、现实的、各个阶层的人的需要，各种价值观的协调共处，是人们进行城市规划的最基本的尺度。

　　社会的转型，最根本的是文化模式的转型，是生存方式的转型。而文化模式和生存方式的转型，需要城市规划的转型。使经典的法令型的规划向通俗的契约性的规划转型，使精英的理想模式的规划向公众的实践模式的规划转型，使艺术型和技术型规划向大众文化型和公共政策型规划的转型，使功能评判型规划向价值导向型规划的转型，是当代规划师面临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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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南湜．社会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马武定，男，教授，厦门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委员，《规划师》《国外城市规划》编委，《海峡城市》编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