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禹治水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和以前的昌盛，是因为大禹贡定九州，以农业立国，开启了古代的繁荣。禹王时，洪水浩浩，环山襄陵，要治水在那时是很不容易的。不仅要解除水患，一劳永逸，不能下回有大雨水而泛洪；而且要让水兴利。那么对这个水的走向就要有长远的策略，主要是长江、黄河两个干流的问题。河图东方木，主蒸发，西方金，主肃降，于是东方的水气升天在西面降下，长江、黄河皆发源于西面的青海。水的性质为润下，必须要顺其性质加以导引。水对于地犹如气血对于人身一样，当有大经脉的常道。禹王从洛书的垂示中看到，西北为乾，西北出的黄河其变化是无常的，可能突然来势迅猛，这个水主要是高原降雨而得，来自于天，对此要用制服的策略。于是按洛书左旋，引黄河之水经北方坎宫之枢纽，转向东北方艮宫，以解北方之旱而滋东北之化源，自身也伏贴了。西南为坤，其水主要是高山森林的气候吸引蒸蔚而成，一般比较有常度，对此要用顺导的策略。于是按洛书右旋方位，引长江之水经南方离宫之枢纽，入东南方巽宫,以镇南方之暑热而助东南之发荣，自身也派上了通航的大用场。大禹平定水患之后，九州攸同，风调雨顺，气候适宜，奠定了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在经历了五千年的辉煌灿烂之后，于近代走向了没落。以文艺启蒙运动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也渐渐失去了本真。人们的思想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物欲泛滥成灾的世界。怎么来治理今天的这个洪水？需要易经给予启示。

易历三圣，从老祖宗伏羲氏、黄帝到周文王、孔子，体始大备。易经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至宝。古人云：“不知易，不足以为将相” ；今人言其为哲学中的哲学；南怀瑾先生言其与佛家华严境界共通。总之，无论如何赞叹都是不过分的，任何事物也都在他的法则中。我们知道，很多的小道理是大定理的推论，犹如枝叶之于树干，而大定理又从公理生出，犹如树干之于树的种性。那么“易”是什么？就是包囊一切的公理。“河沙妙德，同归方寸；十方智者，共入此门”。一切的人文、哲理、科学都在此中，都是其定理或推论。如若不知道这个大本原，那么所有的人文精神、所有的原则都是可以推敲、可以毁坏的。

这个公理的模式就是一切圣贤阐述和开示给我们的，太极--阴阳（三才）--四象（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只是各自立论的地方有所不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差别在哪里？佛陀降世，以《金刚经》为宗，启发后来的禅宗一路直指太极。而《楞严经》所述的修炼之途又是去除附着于五行之精的妄想。老庄主要立在两仪（三才）之处而设教，以阴阳合一为宗，以阳根守阴为路径。孔子的心法以中庸为本，以土德之健运备化为宗，法天地而生万物。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阴阳两仪合一的“人”即是太极之体征，这个四象之外的“土”即是太极之用显，而太极本身却在体用之先，也不离体用。三教所说都是这一条归溯回演的大道，只不过在不同的地方接引人们。文学、兵法等不同的才华轨则，则属八卦之列。至于万象变化之妙，则统在六十四卦之所经。

如洛书所示，“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悦言乎兑，战乎乾，劳归乎坎，成言乎艮”，一切生灵都在天地的这个运化进德过程中。这也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观念的由来。从洛书的垂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八卦的运行以中宫土德的5/10为宗本度量。譬如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以心为权衡度量。这个5就是“中”，就是万事万物的取法。“遇10不用”，10外表为0，什么也没有，但其却是5的仓库和主管。《内经》有言：心不足济则游于太乙帝君泥丸宫下。就是说人身乱了，这个5平息调剂不了，就得仰于10而资其数。人有道，精神旺盛生长，余则储存在10中而不显。以上所说就是“中庸”之道，是万事万物生化的宗本。这里要说明一下，很多人把“庸”解释为用，是不对的。庄子曰：“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变者，通也；庸者，用也。”这个不用的庸、无为的庸、平凡的庸、寓守的庸是与“中”相辅相成，已近老子无为而无不为之义，是更上一层楼的基石。中庸之道大矣！5/10是生化之本，代表精神，但是人们却总以居上位的这个离卦为尚，著于聪明和欲望，舍本逐末。

治理洪水要用顺导的策略，治理人心则要顺导以文明的教化。人是强阳之物，在欲望的驱使下踊跃相争，要怎样才能达到大治呢？孔子在《系辞》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是什么意思？乾坤在这里是乾卦变坤卦的含义，也就是“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用九，乃见天则。天下治也。”坤卦意味着无为、平朴、道德、文化等，乾卦意味着有为、争斗、主宰、科学等。乾变坤，“用九，见群龙无首”，就象是大英雄去当平民百姓，一点自高自大都没有，极具有为之能而行无为，“乃见天则，天下治也”。这也是禅宗悟道的基础。所谓“一口吞尽西江水，方为汝道”，就是要先是得乾的龙象，返于平实无为，才足以语禅宗。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尧传舜的心法，也是中国命名的由来。乾卦是精一的德性，如终日乾乾、飞龙在天之类；坤卦是中用的德性，如含章、黄裳之类。若是精一执中，乾元用九，则必然圆满和谐。在治理世间上，这可以说是终极的法则。政治方面，不能搞霸权，要走大同路线。经济方面，宜于市场自由竞争，群龙无首，不搞垄断经营。教育方面，科学的地位要让位于文化，宣传无为不争、返朴归真之德，由主宰自然改为顺应自然。各种各样的权威、地位、斗争终将被平等、自由、民生所代替。群龙无首，顺应人们的强阳之性由其平等竞争，以柔伏刚。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天道，达成繁荣昌盛、长治久安。西方有些地方自觉不自觉已经走在了至治的道路上，反过来给东方以启蒙。当今世界能否转危为安，治平水患，关键就看东方文化能否复兴，给人类以精神上的归趋。

   2、谈谈用易

    邵雍说：“能用易始为知易”。易经摆在那里，若是象看小说一样，两个小时就看完了，但要完全明白，一辈子都不行。很多人钻研易经，钻进去就爬不出来，陷入牵强附会的泥潭中。凡是大的学问，都是“感而遂通”的。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所以读易经就要在运用中去感受通悟。比如人生的反省。比如有非常大的疑惑，寤寐反侧，就象禅宗参话头一样，再去易经这个大辞典上查查，接受点拨启迪，就会豁然开朗。这样才是学易的正道。这是全身心投入的结果。若以自己的小聪明象研究一样的姿态去学，必然会空入宝山。就象《内经》是中医源流，中医大学很多，但读完书后这些人脑子里只有一堆玄虚无着的理论，不要谈运用，其实根本就一窍不通，乃至于诽谤之。只有几个很优秀的学生有时因为机缘而猛然感悟了某一点，就象打开了天窗一样，才能渐渐领悟深入。所以诸君要在用易中去学易，所谓实践出真知。

怎么用易？一是占卜取断。占卜是心灵感应的结果。本来我们的心对于自己的事情是全知全觉的，有所疑惑，答案心里就装着，但是我们因为无明的烦恼而闭塞了这种神智。占卜就是靠人对周文王等的感应而示现的。为何要诚心诚意？只有诚，自己的心才会真正的关注，心里的答案才能明晰一点，也才能与文王建立感通，才能因之而示现，不然肯定不准。通常我们只有在大的疑惑或者大困难面前，或者洁净精微之时，心才会真的比较诚，自己的潜能神智才能发挥。这个人要是打歪斜轻忽主意，是不可能诚的，也就不会有中孚的应示。所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孙子曰：“不可取于象，不可验于占，唯取于人事而已”。结果出来了，我们也只是从其中得到启迪，使人不惑，不是让人去盲从的。“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如果答案不能解惑，那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心不诚正而未应示；而是自己还没看懂。若是不懂，没关系，在日后的结果之中自然就有会通之时。这种以反求复正是真知获得的大路。至于占卜的结果，不要听一些书上说的取断方法。不变动就以本卦卦辞占断，一直不变久后就是往序卦下一卦转化。有几个变爻就各有所指，合参而知综合的变化，以上面的爻辞位势高而为主流，同时注意之卦。有时也纯以象论，不看爻辞。

第二种用易就是知变。对于事物，上等智慧的人领导变化，中等的应变和制变，下等的就只能被变而变。下等智慧的人主观能动性小，身不由己而不觉，被变而变，只能发牢骚。其变化几乎被其自己的性情注定了。制变或应变则如从卦局或爻辞中按其指示趋吉避凶，这往往需要借助于占卜或指点。领导变化则最少需要善易者不卜的本领，根据事物的性情实质，能够自己排出卦来，对照易经其吉凶变化如掌上观文。

领导变化有三种大的法则：不易、简易、变易。知道了这三个原则，措于事业就会得心应手，如有神助。一个事情能否成功，决定于两点：一、气数；二、策之以其道。所谓气数，就是大势、环境、个人能量、资源等反映在心里的综合态势。俗话说：“这件事我心里有数”，就是心里有所凭恃，应该可以拿得住。比如在长征途中，红军千钧一发，所有人都心事重重，只有毛主席意气自若，这就是他有那个拯救解脱局势的能量，所以气数足。再如聂卫平未出道时自信满满，俨然君临棋界的神气，则后来在擂台赛上扬威。再如三国时司马昭要伐蜀，当时姜维很有威声，谁都不敢领军。钟会气势昂昂地站出来了。司马昭就预言：钟会此去必然成功。为何呢？象钟会这样的人都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浅薄之人，既然气足，必然是心里有必胜之主。庄子云：“有为者不足也”。大家开始一件事，如果在心上就觉得没有把握，需要努力激励自己，发挥大的能量才能有成功的基点，那么这件事就是不能胜任的。太公曰：“气盖天下，然后可为天下”。所以做一件事，气数不足，纵使机谋运作非常适合，也只能侥幸成功。气数归根结底从哪里来？从“不易”中来。就是无论情况怎么变化，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凭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可以拿摄得住。系辞言：“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就是一切的事物都可以用卦表示出矛盾双方的这个根本势态的宗，现象都是其主宰，有变化也不是莫测的，一定受本性支配而有爻变的必然。我们做大一点的事情，要真正有必胜之气数，就得看到这件事情的不易之宗，心中有数。

把握有了，还得方法合适，也就是策之以其道，有巧有拙，有利有不利。这就需要在简易的原则下用变易的灵活了。“易以知险，简以知阻”，任何事情都有阻力，有风险。只有以容易做到的办法或步骤，才能主宰风险；只有以简单可以办成的举动，才能主宰阻力。用简易之道去做，事情的发展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险阻奈何不得，才是事物的大通途。老子云：“为大于其小，图难于其易。”孙子云：“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大而言之，则太极天地之道，一切最高的智慧，都是极其简易的，“万法本闲，唯人自闹”，都是我们求巧求捷的心理引上了歧路。比如现在法制汗牛充栋，有几个能贯彻执行的？教学生的学习技巧千头万绪，又有几条真起大作用的？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形与影竞走者也”。简易的道理是孔子体察乾坤的精神实质而得出的，本着简易之道去做事，就能大生大成，见于事业就能得众之亲从。乾六爻喻精元随时势的变化，坤六爻喻附物之功随位势的变化。一个事物的光大，必然是内在的能量和组织帮助的力量相辅相成的结果。只要抱持简易的原则，就与乾坤合德，就如其变化发展，统御时位，大得生成之功用。不然，必有委曲之相，流变到其余各卦之中辗转不休，难以光大。作为易经本身而言，大家看看，只要用卦象简单定出其机势，变化吉凶就历历在目了，就象查字典一样方便。毛主席《论持久战》及游击十六字诀，多么简单明了，虽然这些都是从高深的兵法上来的，化为简易的办法告诉大家，三军都有了厉害的军事思想了。反观蒋介石方面，当时卫立煌集团被日军逼迫，周长胜（八路军营长）过路被留请献策，使之脱困。一个普通的营长都比庞大的战区高级将领群智高一筹。刘邦约法三章，民众都觉得方便奉行。

事物是曲折复杂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只知意气，拘泥在虚理之中，不知道根据情况灵活变易，是要不得的。“变者通也”，“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万物皆出于机，入于机”，易经中明确告示了怎样出入，变化显应如何，应该怎样变动不居。作为易经本身，“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变易的效法有两种大式样：一种是顺应变化，变化出现了立刻追随之，导引之，自然而成。象房地产热、因特网热，高明的商人在变化的苗头出现时就注意到了，从苗头中看其是否会快速壮大，于是暴富毫不费力。再一种就是制造变化，主观因素比较强。这是一种有为的姿态，要较大的努力，有利有弊，且有失败的危险。王安石的变法就是此类。庄子曰：“明之不胜神也久矣”，前者取法于神，后者取法于明。我们在做事情的变通上要以客观召唤主观，莫以主观役使客观。若颠倒过来，必然乖蹇。

古人在许多方面都用易。如孔明教军士布八阵，所谓奇门遁甲，“对阵之际，庶几不败矣。”就是一个可以根据敌人不同的情况而临时应变制变及领导变化的阵法。《三十六计》也是因易而演，要是知道敌人的精神实质，就用之而中，若是体会敌人的性情有偏差，那用计就不会成功。用易有助于穷理尽性。

 3、  教育通论

素质教育的呼声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黄全愈先生《素质教育在美国》一文以自己孩子的实例把一些问题摆出来，给人们带来了一些触动。那只是提到了一些小处，问题其实大得很。当今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能级之低，很多过来人都感到吃惊。许多大学老师叹息学生的素质一届比一届差，简直就象退潮一样看得见水消。说句不客气的话，以“人才”的传统标准不降格去衡量的话，我们学校目前造就的几乎都是次品，废品也不少。就象《病梅馆记》中的一园病梅。为何龙的传人慢慢蜕变成了虫呢？

    我们可以举出当今教育的诸多弊端与不合理现象，千头万绪都影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方面。真的非常蹩脚吗？其实，现行教育模式还是有很多可取长处的。于是激进和保守两方争论不休，迟疑不决。素质教育喊了很多年，现在总算有点松动迹象了。毛主席说：“要去追溯事物的大本原”。《易》曰：“唯深，故能通天下之志”。 说到底，这都是因为我们不明教育根本规律的原因。问题提得再多，不从反思中找到关键的主要矛盾和道理所在，还是没有用的。大多数老师都是安于现状和自高自大的，他不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误人子弟。

    让我们来看看《周易》这本智慧经典的启示。学生学习是一种进取、模仿、钻研、掌握、随顺老师及课本内容的引导同化等等的活动，精神实质是八卦中“巽”的性质。“巽者，齐也”。教育体制、思想最终都会体现在老师对学生执行教导的方法上。自古为何强调“明师”的重要？明师有“明”，至为难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象战争年代的毛主席就是明的典范，知本末先后，知势知几。鬼谷子教几个弟子，苏秦、张仪、孙膑、庞涓，个个都领风骚。隋时的文通子看天下要乱，回去教几个学生，成了唐朝的开国将相。当今电子时代，若有一二个大的明师就可能使全国的学子受益。“明”的性质在八卦中是“离”卦。上离下巽合为“鼎”卦。“鼎”卦卦辞：“鼎：元吉，亨。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鼎”为贤人之器，这样的态势就会让学生聪明。老师如果取法于“明”，例如因材施教、着重于引导、激发学生的兴趣神采等，就是上乘的方法。为什么说师德也很重要呢？敬业尽力，爱护学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视同仁，能包涵学生的缺点而感化之等等，都是八卦中的“坤”性。上坤下巽合为“升”卦。学生就如得到土壤培护的苗子一样茁壮成长。在教育模式上，以学生为本、顺从学生自身的规律兴趣、培养学生的积极性、任由其发挥，把学生投入社会实践等，用的这种载奉学生的姿态，就是“坤”。“坤为众，为致役”。西方一些国家的素质教育就是取法于此。学生自己会成材，老师做土壤、阳光、空气、肥料就行了，拔苗助长，适得其反。这种模式的弱点就是孩子不太懂得收敛，有可能任性胡来，反映在校园暴力等方面。我国的教育模式以前是以老师为君主的。老师就象牧羊人，学生完全要听鞭子的指挥，作业不完成就要挨教鞭。老师是权威，讲课也是有板有眼的，学生得围着他转。总之，是以“乾”君的姿态凌驾于学生之上。上乾下巽合为“姤”卦的定势。“姤”卦卦辞：女壮，勿用取女。象辞：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姤”就是遇合、逢仰的意思。于是追星风气、崇尚浇薄等现象出现了。因为学生在压力下把那当成了活力四射的“乾”健而迎合。或者以比赛谁知道的东西多就荣耀，实际却低能，培养出了《魔鬼辞典》上的很多“博士”----“知道许多没有用处的名词的人”。卦辞表征了不活跃的一面将渐渐占据主流。于是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差，到了大学一点后劲都没有了。表现在社会的“阴盛阳衰”上。这种教育模式让学生循规蹈矩，接受命令，贯彻国家意志是长处，现在却有点不合时宜了。以前在校有老师为中心，入了社会有国家需要继续作为凝聚力的主人，听从命令，为国出力。但是目前社会现实却是个人意识个人价值论占了主流，导致学生入了社会主人没了，那种习惯无所适从，于是自我意识走向畸形的自高自大。

    让老师走下讲台来，以学生为主导，谈何容易。就象要“英雄”把威风放弃，和大众一样平实，就会“上台容易下台难”。也只有能做到这点的堪为人师。相信孩子是聪明的，甚至完全自学比有老师灌还要强，只怕许多老师不敢相信。当然，没有老师学生通常成了不系之舟，也行不通的。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神童”棋艺如何厉害，若是推诿为他们有过人的天赋，那是自欺欺人，绝大多数同样是平常的孩子，只是下棋这种手段，容易开发出孩子的智能罢了。通常而言，有志的自学者几乎没有不成材的。那么，很多老师为何拒绝转变观念呢？说白了，因为心里头有个“授受”的观念在作怪。这才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果真能够有所授受么？《庄子》有一则寓言：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天以先觉觉后觉”，那也只是当个引路人，并不能授予什么。“师傅引进门，修行在各人”，都是至理名言。知识方面，现在的书籍汗牛充栋，俯拾皆是，学生谁不能找一堆参考资料？用不着再去卖弄。才能呢，则在于学生自己，老师可能引导激发他发挥出来，要是说能有什么秘诀直接传授给学生才能，明眼人都知道是昏话。即便是圣人、教育家，都不能把自己的本领授给别人。那么授受从何而立？《论写作技巧辅导》一文或许有助于触类旁通。能当好学生的领头羊就不错了。羊会吃草，不用去喂。俗话说：“一将不明，累死三军”。要当牧羊人，须是明将手眼，不然几何不会误人子弟？这与庸医误人性命是一个道理。还是脚踏实地，与学生打成一片比较好。

正因为有了这个授受的有为心态，于是以妄逐妄，衍生出了一切的荒谬。要而言之，目前的教育有四个关键问题：

1，学前教育和胎教问题。现在不少家长拔苗助长，小孩还没有几岁就百般灌输知识，结果“神童”遍地，长大了个个都是“太保”;百无一用不说，也没有几个真正有才能的，到了青年时代也都失去了上进的势头。殊不知孩子在很小时,当葆养其元气，使其精神涵养充足，才可立一生的根基;早早发腾之，就不能饱满成熟。大家知道，东北的大米要比四川的香、养人，因为四川勤耕的土地一年四季没有休养生息的时候，而东北却可在冰坼中养足地气。“蒙以养正，圣功也”，在孩提时，关键就是精神感染，培养正气，立一生之元鼎。这样粗暴地穿凿孩子的混沌，不等他们养足精神，还不是坯子就加雕琢，真是凶手。还给孩子泥巴和天空，不要存这种破坏生态自然的短见。

2，学习做人等方面的文教比科教更其重要。应该从始至终以文教为本。不仅是语文等学习，还要有思想感情德育等的真正落实，这是中华民族的灵珠。不然人心浇薄，都务虚华欲望，最终成为乌合之众，所谓人才也多是衍乱之类。不在这里下功夫，人人迷本，男盗女娼，官贪商奸，国势不振！即便是康熙大帝，只要后世不骂他不教而杀就不错了。当今许多走黑道的犯罪分子，本来也是老实的人，由于整个社会文教式微，都渐渐导入了歪路，邪教等反而勃兴。目前这一代非常无知自私，还不亡羊补牢，即便没有外患，国内的乱端也将焦头烂额。邓主席最大的遗憾就是忽略了文教。

3，教育与实践结合起来。现在的书呆子与古代差不多。读完电子的大学生不会接电等等，司空见惯。而且大学生中讥笑别人愚昧，常说某某是“农民”。对国家对人民不光没有感情，没有实际的社会与技术才能，而且狂妄自大、好逸恶劳、标新立异之风盛行。当年上山下乡，固然不对；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毛主席有深远的考虑，诚然不愿宠坏了这些国家的骄子。教学过程应与社会应用过程完全关联起来，这样两面都会生动活跃，而且培养出来的学生才会有用。

4，目前学校教育应有的大原则问题：

首先要知道才有三种大类型：第一类是粗观大略的，第二类是务于精纯的，第三类是泛博的。人的天赋与性格不同，大的趋向就不一样，教鞭改变不了这种方向。就算强令，违背其天然，除了扭曲之外，是不会培植出好苗子的。园丁对花草树木的培育都知道顺其性情是关键，偏偏把学生当作是可以随意捏的泥巴。粗观大略的，往往对文学哲理等形而上的学问理解力强，都有无师智的潜质，就要注意少加干扰，多拿一些圣贤级的宏观的书给他看，他会津津有味。要是拿呆板的重复劳动的作业给他，就不喜欢，甚至扼杀学习上进之心。务于精纯的呢，就引导他深入，并多从微观入手，拿非常难的加深加广的东西给他，以难通易，激发学习研究的兴趣。如果老是拿肤浅容易的东西给他，就愀然不乐。最终知识未能深化，也收不到熟练之功。对于泛博的呢，往往浮光掠影，不知道取裁运用。就要以简易的法则裁之，使他不贪多迷本，启发训练其掌握分析、猎取、消化、运用知识的方法。学生都有求知欲，不对他的胃口，甚至以过重的负担去赶鸭子上架，就把它扼杀了。学生不愿意读书，应该说是老师和家长压力造成的逆反心理。

因此我们在学校教育中应该贯彻三个大原则：a,不言之教。强调自学，不能搞知识灌输那一套。知识爆炸的年代，传授知识的意义已经微弱了，要造就学生的才干。能务本何求末不兴？教育方向和内容都要直奔才能这个主题，知识退居其次，并且是为了培养善于领受知识的才能而服务的。以前老牛拉破车，吃力不讨好，不是办法。老师为主的灌输方式带来的是一堆受气包，气一过劲就瘪了。b,大制不割。现在的清华大学为何算不得一流学校？因为缺乏那种文理兼通的大师。现在高考题注意综合性的文科知识，已经是一种进步了。中华民族以前文史不分，文哲不分，等等，正是独有的龙珠。中国人善于从全体中触类旁通、演绎神采，不象西方人总是把一切拆得零零碎碎的，我们舍长取短，难免于邯郸学步。应当不分文理，而且年级课时等界限也可以模糊甚至去掉，一门功课从头到尾打个包，不诡设那些年级学时次第，一下子全部摆到学生面前。没有几个被饭噎死的人。这有助于学生的凌驾力和自己理出头绪，仅这种姿态对于学习掌握知识就已经如虎添翼了。鸢飞鱼跃，听凭学生的资质自取快慢。娃娃学棋常比大人都厉害，我们只要不拿老八股去折腾他们，注意引导和解惑，他们学东西的本领往往匪夷所思。教学中注意一个问题深入到底，不要一天许多门课夹着来，那种复习来复习去、夹生饭炒来炒去的老做法实在可恶。c,大巧若拙。不要总是教那些运用分析之类的小技巧，自始至终应该贯彻一个简易的法则。任何问题都引导学生把思维建立在简易的基点上。以简驮繁，简易的思维有了，才谈得上灵活，不然空中楼阁，学生这里那里得的麟麟爪爪，没有个架子放，就会“少则得、多则惑”，一团乱麻。因此，教材建设等不以知识为本，而从宏观、微观、归纳、演绎四个方面入手，用知识来为培养思维定势作导向。综合方面的难度则要较高，以培养灵活会通的能力。这是以反求复获得才智的根本大道。实际上，知识的深化熟练靠大量习题并不足，也是可恶的办法，应该因难而得之。以前的大纲难得多，学生没有现在的小孩子聪明，也没他们累，反而掌握得扎实。减负减负，都是治标不治本，我看应该“加负”。

在现阶段，高考这种方式仍是我国行之有效的选拔人才手段，一时半刻是不可能改的。高考就是杠杆与指针，方向不改变，一切都会换汤不换药。高考如果能完全扬弃知识的主导地位，使那种靠灌输猜题等起作用的心理彻底无效，就可能带来教育的革命。美术、音乐、下棋之类艺术对孩子的智力都有很大用场，只有从知识转轨到能力上，这些不急功近利的东西才有人问津，反而能起大作用。大学阶段应该关联社会，大学生与社会课题和研究设计直接挂钩，讲课方式几乎不用了。这个时候学生开始思考关注社会，可以继续教以哲学、传统文化等思想性的东西，培养他们从少年阶段的参究事物姿态转到明理和揆度事物的姿态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