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是我姐的小名，大家都这么称呼她。从我刚会说话起，也这么叫她，直到现在。
    但是，她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我的另一位家长。我有这个感觉是在我五岁时，那时文革刚刚开始，天下大乱。
    周围不断有人被关起来了，有人突然死了，有人离婚了。但我傻玩傻乐，浑然无知，快乐地像一只年幼的苍蝇，每天嗡嗡嗡的，美。
    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好像是星期二，当看到妹妹来幼儿园接我时，我挺奇怪，大叫：“妹妹，你怎么来了？”因为当时是每周六来接我的。老师看见我们俩直乐：“瞧她们家，弄这么个名字。”老师还逗我们：“谁是妹妹？”妹妹不说话，拉着我就跑回家。一路上，我问：“妈妈呢？爸爸呢？”她不说话，脸沉着。风吹在脸上，挺疼。
    早早的，我们俩就睡下了。屋里只有台灯还亮着，昏暗。妹妹非常沉默。我说：“你干吗不告诉我爸妈哪儿去了呢？”她把脸深深地埋在被子里，所以她的声音听起来很不真实，挺闷的。她说：“爸爸今天把脚扎了，现在在医院。妈妈在那里陪着。”“那咱们干吗不去看看？”我当时想，去医院玩玩也不错。她说：“过两天吧。”我并没有太闹着找妈妈，因为对当时的我来说，能从幼儿园回到家就是最大的快乐！
    妹妹学校已经不上课了。她在家陪我，让我高兴的是，可以不上幼儿园了！在我回家的第二天，妈妈回来了，但是脸很苍白。她低声的和妹妹说话，妹妹严肃的点头，像个大人。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她们两人同时转头看者我，无言。临走，妈妈蹲下拍拍我的脸：“听妹妹话吧，你也是大孩子了。”
    妹妹似乎承担了家里的一切。生炉子、做饭、洗衣服。妈妈偶尔回家看看，直到一星期之后。
    但是，我回家的第三天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时，在院子里，我一个人正坐在台阶上胡思乱想时，邻居小瑞，那个脏兮兮的男孩子就凑过来，大声地告诉我：“你爸爸割腕自杀了！知道吗？嘿！自绝于人民！”自杀？什么？“你还不知道吗？他在办公室割的，听说哪儿都是血！”割腕？“你不懂，”他比划在手腕上，“就是用刀子割开这里！”他还说：“他是叛徒，你知道吗？”我吓得大哭，飞快回家，问妹妹：“爸爸割腕了吗？流好多血吗？他死了？”妹妹一下把我抱在怀里。她轻轻地拍着我后背，说：“没事的，柳儿。”她的口气，就像妈妈。 那一年，妹妹１２岁。
    从那天晚上起，我几乎天天噩梦，梦中总是见到一只血手或是飞溅在白墙上的鲜血。我在夜里惊起，不能入睡。是妹妹，用她全部的耐心，没完没了反复哄我。我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似乎又看见，她流着眼泪，乞求道：“柳儿，只要你乖乖的，妈妈就放心了。”
    在我的印象里，妹妹好像永远是安静的，手脚很轻。当时，用大人们的话说：“比同龄的孩子要懂事。”她在院子里所有的孩子中是不折不扣的逍遥派，即不造反也不保皇。她坚持拒绝一切派别，“她不给父母增加麻烦。”人们后来都这么说。而当时，院子里的其他孩子们因为父母的命运起伏而附和着不同的群众组织。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她会叫妹妹，她有小名，而我却没有。
    在我的记忆里，那些日子象同一种色调的纸，永远是灰蒙蒙的。１９６８年，林彪的一声号令，我家随着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四散。父亲没有死，他被放逐东北的舒兰县。妈妈带着我去了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而妹妹一个人留在北京。
    后来，在我长大，大概１０岁左右，偷偷翻看妈妈和妹妹当时的往来书信，发现有这样的话。妈妈在一封信中说：“他还在湖北，现在已经出狱。”他是谁？
    妈妈在另一封信中说：“你别太节省了。这里农民织的土布很便宜，竟然不要布票。我买了不少，有人回北京时给你带去。你让姚阿姨帮你染成蓝色，再帮你裁了。可以做罩衣的。”
    还提到我呢。
    “你给柳儿寄的糖还没有收到。这里邮局很不正规，估计是丢了。吃的东西以后不要寄了。”
    “你寄来的小人书收到了，柳儿很喜欢，一直问为什么妹妹不来息县看我们。她还说挺想妹妹的。但是不是５本，只收到２本，无疑是丢了。”
    说：“柳儿是个敏感的孩子，哪怕一个小小的故事，也会让她痛哭流涕。”
    “上海娘娘寄的《红小兵》，你先看，看完了给柳儿转寄吧。”
    有一阵妹妹身体不好，正在发育，严重贫血。
    “你最近为什么不来信？听北京回来的人讲，上个月你突然晕倒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以后哪怕是一点不舒服，都要写信告诉我。有事一定去找姚阿姨。”
    “听说他现在在湖北农场了。你不要问的太多，我们和他已经没有关系了。学校里填表你就如实写。”他到底是谁？
    再后来，我们回到北京。
    妹妹到农村插队去了。父亲也回到北京了，但没有被分配工作，准确说是因为有“历史问题”，被发到郊区西山一处荒凉的房子去看大门。今天，那里是单位的疗养院。
    就在妹妹去农村后的一个晚上，我１２岁吧，我和妈妈都睡下了。已经关了灯。妈妈突然对我说起她和妹妹的过去。
    她说：“柳儿，你和妹妹不是一个父亲！”黑暗里，我屏住呼吸。他是妈妈信中提到的那个人吗？
    她说：“她的父亲在５７年时先被定为右派，最后定性反革命。他和我一个单位，当时，单位里右派很多，但最后定为反革命的只有他一个，一直在湖北监狱。后来刑满，就在湖北的农场就业了。”就是信中提到的那个人啊。是妹妹的父亲啊？在那么遥远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她和你不是一个姓。”妈妈长叹一声：“为了妹妹的前途，我和她父亲离婚了。”妹妹啊。这时，我想到自己的父亲，正在一个荒芜的院子里，独处。
    我想了又想，妹妹和妈妈在那个年月是怎么过来的？相依为命是吗？就在那个时刻，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妈妈是为了妹妹，而妹妹也没有辜负妈妈啊！我又想起，那个割腕的星期二晚上，我和妹妹在家，妹妹当时有没有又要痛失第二个父亲的恐惧？想到这里，我流下无声的眼泪。但是，妹妹为了我，表现的多轻松！当年妈妈是不是也曾经独自负担恐惧呢？
    “他也是上海人，按照上海乡下的习惯，我们叫女孩子妹妹。” 原来是这样！那么说，妹妹和这个名字是他们三人唯一的纪念了？想到这里，我几乎痛哭失声。但，我忍着不哭出声来。我不想让妈妈伤心。
    “从妹妹懂事起，我就告诉她，要少说、多做，不要重蹈覆辙。”妹妹没有辜负你，妈妈。我心里说。“你也一样啊，柳儿，现在你也是大孩子了。”妈妈，妹妹不是我的榜样吗？
    但是有一次，妹妹几乎使妈妈伤透心。
    就在妹妹第一次回家探亲时，遇到了小民。
小民是邻居李伯的侄子，当时在甘肃插队，父亲家在兰州。中学是在北大附中上的，中学时代住在北京的爷爷家。他曾是中国的第一批红卫兵之一。后来笑谈他们一帮人曾秘密在圆明园集会，成立一个梦想中自己的组织，但是从没想到，红卫兵会成为一场混乱的运动！
    他的母亲是苏联人。
    他的脸苍白、俊气，双眼淡棕色，个子很高。以我当时１３岁的年龄，几乎不敢直视他，他简直英气迫人。他当时迷上画画儿，就从甘肃逃了，寄居在北京伯父家。他的房间里堆满了石膏像、油画棒、画架、各种画笔，还有当时是完全禁书的裸体或者是其它封、资、修的画册。他来往的朋友也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青年，他们从上山下乡的地方逃回城市，他们传看禁书，他们对还存在的批林批孔等等的什么运动根本不屑一顾。总之，院子里的大人们对他是相当侧目的。当时，小民正埋头画一幅油画。他没钱买画布，就弄了别人画过的一块画布，很大，他在走廊里一点一点的用刀刮，用颜色覆盖，把画布弄成可以作画的样子。
    谁想到呢，他爱上了妹妹，妹妹也爱上他了。他们悄悄通信、见面。
    但是，他本人令人侧目也就罢了，只是他的家庭背景太复杂，他的祖辈、父辈……各种社会关系！这可是个天大的问题。
    当妹妹再一次回家探亲时，妈妈知道了一切，几乎悲痛欲绝。
    记得当时，妈妈狠狠的扇了妹妹两个耳光！“你还嫌不够嘛？妹妹，你还想让妈妈怎么样？”我一下护住自己的脸，就像打在自己的脸上一样。妈妈从来没有这样打过妹妹，从我有记忆开始。妹妹使劲往旁边躲闪，妈妈反而像疯了一样，她逼上去，随手抄起扫帚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打。一边打一边喊：“你还小呢，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还小呢，你想干什么？啊？”
    妹妹倒不躲了。她用手护着自己，任凭妈妈的打骂。打骂声惊动了邻居，楼道里传来邻居的骚动声。妈妈以无比灵敏的动作反锁上门。她冲着门，悲痛失声：“看谁敢动我女儿！看谁敢！！”
    我想，妈妈一定是疯了。
    几乎同时，妹妹一下子冲上来，抱着妈妈，哽咽道：“妈妈，你别这样，你别这样。”随后，她和妈妈抱头痛哭。
    在文革的空气里，妹妹埋葬了初恋。
    小民后来在１９７６年参加了四五运动，成为公安局追捕的对象。文革后，考上美院，再后来去苏联看望母亲。之后再没见过他，据说现在在德国。
    妹妹在文革后先进工厂，后来没有考上大学，只上电大，学的中文。再后来进入某大机关，做了人事处的处长。